房里共有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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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4 12:44

为了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动军警头目和学校当局相勾结,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对学生进行胁迫。一二一六之后,学校勒令学运领导人退学就是一例。东北大学校刊第八卷第十期上刊登着一则“牌示”:“查俄三学生邹素寒、日三学生马绍周、政经二学生宋黎等三名,本期逾限多日,尚未到校注册,应令休学,另行公布。仰各知照。此示。”威胁吓不倒我们,我摆脱了军警的搜捕之后,与郑洪轩等同学在校内外加紧活动,经过同学们的共同努力,增强了“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和纠察队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了学校的行政权力,保证了学生抗日活动的顺利开展。

原计划队伍在天桥集合后,经前门、天安门、东长安街、东单,游行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去示威,然后由北城转到西城再解散。我们游行队伍刚到前门就遭到了军警呜枪阻拦,被迫绕道和平门,遇阻又直奔宣武门。清华、燕京同学根据冲西便门的经验又数次冲宣武门,由于城门内事先已堆满沙袋,冲击没有成功。这时从队伍里跑出一位名叫陆璀的女同学,她脱下大衣爬进城门下的空隙,想钻进去为大队打开城门,刚探进半截身子就被守门的军警捉住了。如虎似狼的军警,抓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同学们怒不可遏,吼声震天,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陆璀同学。反动当局极力敷衍推托,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将她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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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学生运动,唤醒了中国的广大群众,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抗日的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一二九的策源地北平,爱国学生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举行了全市总罢课,各校领导抗日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东大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委员有王振乾、胡开明、肖润和、关山复、佟云、陈键行、景全丰、刘约翰、王新三、安殿奎、韩永赞、李正风、王禹明、董学礼、高扬、程光烈、唐南屏等30多人,还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左派党恩来等3名同学参加。我和郑洪轩、邹素寒3人被选为常委(我们3人都是地下党员)同时还组成了有三四十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 总长是肖润和。学校总课后,纠察队昼夜值班,负责维持学校秩序。

一二一六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里身居要职的东北名流刘哲和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解跑到东大来,名为“看望家乡子弟”,实际上是想按宋哲元的命令安抚学生不要“闹事”。同学们大为愤慨,那天一太早就把校门关严, 拒绝他们进校,有的同学还编了一副对联贴在学校大门上,刘、万来到东大校门前,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就见紧闭的校门上贴了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速返俗士驾”,下联是“淌尔闭门羹”,横批为“刘哲尔良心何在?”万福麟是个大文盲,他以为学生们写的是欢迎标语、让刘哲念给他听;刘哲看后,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接着学生递给他们一份《抗议书》。这份《抗议书》严正申明:作为东北人和东北的军事将领、你们本应该热爱祖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千万东北同胞,而你们却认贼作父,为虎作保!昨天做为东北同胞,你们未了,我们热烈欢迎;今日你们已堕落成汉奸走狗、人民的罪人,爱国的东北青年不但拒不接见,还要推翻你们!这种义正辞严的鲜明立场,迫使他俩灰溜溜地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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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11日又传出消息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撤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滚出了北平;蒋介石按照日寇的旨意,派宋哲元、王克敏、王揖唐等准备于12月16曰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意味着华北也“特殊化”了,群众义愤填膺北平学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游行示威的行动反对汉奸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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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兼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见武力镇压拖不垮学运,施展了更为恶毒的新诡计——分裂学生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唆使名为北师大教授、实为汪精卫门客的陶希圣以及北师大教务长杨立奎、志学校长吴葆三等人,同领导抗日运动的北平市唱对台戏。他们赤膊上阵,大肆叫器污蔑:带领一二九运动的学联是“被卢布收买的,是赤化的”。在他们挑拨、愚弄下,于1936年秋冬,成立了伪学联,欺骗学生只管埋头读书,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剿共内战、投降媚外的轨道上来。这种反动行径遭到广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纷纷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了戳穿伪学联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市学联周报和各校报刊等舆论工具都行动起来了,唇枪舌剑,舆论沸腾,伪学联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东大的学运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领导下的抗日学生手中,学校三四辆汽车也被学生们控制着;,每当兄弟学校抗日同学告急,东大同学便立即驱车赶赴现场支援。严酷的斗争使抗日的同学们更加紧密地切结在一起,狠狠地打击了伪学联的反动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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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是湖南人,教现代史的。他思想进步,曾参加过蔡锷起义。九一八前,他主张在东北搞飞潜(飞机、潜艇)政策,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同情和支持学生抗日活动,我们平时常到他家去。刘教授见我从军警魔掌中逃脱出来,颇为欣慰,把我藏在他家中,直到晚上同学来告知军警已经撤走,我才离开那里。回校后听说,那天被捕的同学有董学礼等20人左右。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把被捕的同学全部营救了出来。曾跟我同住在病号间的张国维同学,被军警误认为是我,当天给错抓了起来。他跟蛮横无理的军警争辩着,门房工友和许多同学纷纷作证:“他不是宋黎!”这才放了他。张国维同学亲身感受了反动当局对抗日学生的残酷镇压,切肤之痛使他更积极地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来了。

东大有不少教授、讲师、工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同情,支持和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爱国教授曹靖华、刘复、吴成仕、金锡如等,还有特邀教授杨秀峰,都热情地向学生们传播先进思想,积极地支持学生们的斗争,尽力保护革命青年,他们的言行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黄敬站在一个破电车上演讲,由我和另一个同学架着他。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决议。

为了把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峰,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群众共同抗日,学联搜集了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受伤同学的500多件血衣,于12月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了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会场上写有“血淋淋铁的事实”7个大字,令人触目惊心。群众目睹这血泪斑斑的现实,人人怒火满胸膛,对凶狠残暴的反动当局恨入骨髓,对无辜受伤同学寄予崇高的敬意和慰问。到会的两千多名各校代表纷纷要求发文告,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组织北平各界同胞慰问受伤学生。那些天,慰问信、慰问电联翩而至,赴“协和”、“北大”等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的人络绎不绝。

东北大学南校(工学院)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也是统战性质的。主要成员有李正风、赵金堂(国民党左派)等人。为了密切南北两校抗日救亡活动的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统一全核抗日行动,进一步壮大东大抗日力量,两校代表曾开过会,南校代表是李正风、赵金堂,北梭代表是杨蕴青和我。正当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东大当局提出把学校迁往西安。绝大多数同学反对迁校,学生之间还为此发生过武斗。我们认为这是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委托关山复同学起草并印刷了《反对西迁宣言》,这个《宣言》得到了舆论的好评。1936年1月我们到西安后,由于形势变化,要把学生运动和武装运动结合起来,争取东北军从“剿共”转为抗日,我们由反对迁校变为积极主张迂校。东大有些同学不甚理解,觉得反对迁核是你们,主张迁校又是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特派程光烈,伶剑琴等同学为代表到西安了解情况。我们向他们说清了道理,并请西北有影响的杜斌承、东北军军长王以暂等上层人士和他们座谈,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回去说明了‘情况,大家弄清真象后,就先把东北大学工学院迁到了西安。

这天宣武门城墙上有不少进步的外国记者,他们用英语为我们传递消息,我们得知被阻于城内的同学们也正在游行示威。我们城外这些同学,在宣武门外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拂晓到黄昏,奔走一天,滴水未进,仍然坚持斗争。市民们纷纷赶来慰问,送茶送饼,有一家豆腐房把豆浆送来给同学们喝,支持我们的斗争。天渐渐黑下来了,清华、燕京等校同学返校。他们离开宣武门不久,路灯突然熄灭,我们剩下的队伍准备到彰义门东北大学工学院去吃饭、就宿,刚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突然遭到埋伏在宣武门外的武装军警的猛烈袭击。他们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大打出手,皮鞭、大刀、棍棒雨点似的落下来。同学们拼命反抗,与军警扭成一片,旗帜被撕碎了,衣服被扯破了,几十名同学被逮走,上百名同学被打伤,送医院的重伤同学有二十多人。其中女二中毛真和聂元素同学伤势最重,被砍得皮开肉绽、鲜血涌流,由王林同学急送协和医院抢治。同学们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真是光彩照人。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满腔义愤。在场的市民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人力车工人自动把受伤同学送往医院,宣武门外一家诊所的医生、护士,主动为受伤的同学包扎伤口。协和医院闻讯后,急派4辆救护车前往,但被军警截阻,未能出城。

12月16日,是宋哲元等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这天爆发了北平爱国学生第二次大示威。学联吸取了一二九游行的经验教训,有计划地组织了这一行动,将城内城外学生分成四路进行游行示威。我被推举为这次全市学生示威游行的,总指挥之一。这次游行示威,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人数最多,为了防备北平当局再次关闭城门,部分同学于15日晚便徒步进城,住在东北大学第一宿舍。第二天,清华和燕京等梭的队伍开始被阻于西直门,后又被拒于阜成门,到西便门时,同学们极为愤怒,齐心协力,硬是冲断了西便门的铁杠,队伍像汹涌的波涛向城内涌来。其他学校也都被军警阻截,有的夺过水龙冲垮了军警的封锁,有的用石头跟军警厮拼。我们东北大学的队伍,几次被军警冲散又集结,同学们百折不回,经过顽强的斗争,及时赶到了集合地点。各路队伍突破军警的层层封锁线,齐集天桥,召开了学生和市民大会,本来让我讲话,我因声音小乃推黄敬讲。

这次示威,震撼全城,家喻户晓,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军警强令同学把各宿舍门敞开,他们守在门外。为了掩护我,一些同学蜂拥到门口应付军警,屋里的同学赶忙为我改装。身材高大的杨铁民同学脱下蓝布棉袍跟我的米色衣服对换,然后推开后窗催我快跑。同学们搬来了凳子,又七手八脚地把我搁到后窗台上。窗台离地面较高,窗外还有条很深的沟,我跳下去重重地摔了一跤,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向东北大学刘复教授家中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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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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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燎原之势的学生运动,使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为了把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们野蛮地逮捕各校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学运领导人。一二一六后的一天,天刚放亮,军警就包围了东北大学,端着枪逞着门房工友,领他们按照黑名单到各宿舍去抓人。那个时期,我因身体不好,更主要的是为了便于秘密工作,住在医务所的病号间,房里共有两个人。为了防备敌人的抄捕,从一二九那天起,我便搬回学生宿合,跟几个同学住在集体宿舍的大房间里,所以军警按照住址第一个去抓我时,扑了个空。听到了风声的同学们急匆匆跑来报信,当时我已知道情况异常,正走在去厕所的路上。同学们发现了我,焦急地说:“宋黎还在,赶快把他救出去!”大家族拥着我绕到后院墙,刚刚把我调到墙上,不料一片铁丝网被拽掉,我跌了下来。军警闻声赶来询问,学生们跑在他们的前面东张西望地说:“没什么哪!”熙熙攘攘地把我夹在中间,转移到另一间有后窗的宿舍里。